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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斌:應重視“意識形態權力”
作者:   來源:   責任編輯:   點擊:[]   日期:2018-01-18 14:29:20

在國家權力的組成結構中,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之間的密切關係早已為人們所熟知。就世界政治而言,世界政治其實是一種文化政治,尤其在“冷戰”時期,世界政治變成了“觀念的政治”,其中以自由主義民主為基礎的美國文化霸權打贏了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很多國家因此被顛覆,從而更彰顯了意識形態權力的重要性。因此,需要上升到國家權力原理的高度去認識意識形態,即國家的第四種權力:意識形態權力。

何謂“意識形態權力”

“意識形態”是通過語言、文化學習、宗教而傳播並影響人心的觀念、學説。在官僚制形成之後的古代中國,尤其是“獨尊儒術”之後,中國古代國家權力的基礎並不是韋伯所談的歐洲國家的兩個支柱:軍隊和官僚制,而是儒學和官僚制,即國家的基本秩序並非是靠軍隊維繫的,軍隊主要對外,國內則是一種基於“文教”的生活方式或自發秩序。無論是農民起義所取得的政權,還是其他形式的改朝換代,都傳承了儒家思想,而官僚隊伍也是依靠儒家學説組織起來進而運轉的,其中最核心的統治思想就是民本。

意識形態之爭是誘發冷戰的根源,因此形成於冷戰之中的思想、社會科學無不為意識形態權力服務,無不是追求以觀念打敗對手。兩極對立的陣營是這樣,在各自陣營內部也是如此,如哈耶克追求的就是“以觀念打敗觀念”,即新自由主義打敗凱恩斯主義。這其實是追求對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在觀念戰爭中,不得不承認,西方國家做得更好,實現了在冷戰中“打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政治學而言,“自由”(財產權)與“民主”(平等權)被建構成“自由主義民主”,薩託利直言這是戰後西方社會科學的最偉大的成就。

有研究指出,在學科意義上,從影響美國比較政治學20年的結構——功能主義,到1980年代建構起來的“轉型學”,最終都是以研究範式之名而內嵌西方的觀念、思想、制度,即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最終都美國化。這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西方中心主義了,而是西方制度模板的意識形態學。沒有比這更有成就的意識形態建構了。遺憾的是,國內不少人居然視之為“政治科學”。

意識形態權力:國家權力之魂

首先,觀念與政治權力的互動。

意識形態是政治制度之魂。中國歷史上的封建制度(也可以稱之為專制制度)運轉得如此之長,長達兩千年!其中的奧妙就在於中國古代官僚制的主體都完整系統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科舉制更是使思想與制度渾然一體。因此,晚清之前的中國社會秩序在很大意義上具有“自發性”,是一種自我維持、自我修復的狀態。可以説,歷史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裏,主要依靠一種信仰和規範而自我存續下來。比較而言,甚至連“自由主義故鄉”英國的“自發秩序”都難以比擬。

其次,意識形態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互動。

經濟權力由工具(如運輸方式)、組織(如企業)、制度(如產權制度、交易制度)和經濟思想構成。在不同的經濟思想支配下,工具、組織和制度的組合方式和運行機制是有區別的,結果也是不一樣的。而經濟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權力。

在世界近代史上,經濟思想的競爭從未停止,或者説國家權力之間的較量很多時候也就是經濟思想的較量。第一次將一種經濟思想普遍化的工作便是斯密的《國富論》之“看不見的手”假説與德國李斯特的“國民政治經濟學”。第二波的較量則是冷戰時期凱恩斯主義與斯大林式社會主義即計劃經濟之爭,前者陷入滯脹之中,後者導致經濟體制的僵化。第三波則是興盛於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經濟權力上,中國的優勢在於,儘管有學者認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是受新制度經濟學所支配,為什麼沒有變成學説中所期許的市場化與私有化?為何依然保留強大的國有企業?政府為何依然發揮強大的作用?奧妙就在於,其中既有文明基因的智慧,也有政治體制的作用。在文明基因意義上,和東亞地區的其他共同體一樣,當其他國家放手於市場和私有化時,“以民為本”即民本思想決定了政府不可能放任不管,因此東亞創造的是“發展型國家”模式,而中國創造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再次,意識形態權力與軍事權力的互動。

如果意識形態權力能直接影響到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當然也能直接影響到軍事權力,而且,受錯誤意識形態影響的軍事權力,對於一個國家的國家安全和政權基礎,危害性更大。軍事權力由士氣、武器和組織化程度構成,其中的“士氣”直接關係到意識形態權力。人們常把軍隊比作國家的柱石、“國家長城”,顯然“士氣”與“愛國”直接關聯。“國家”是何物?抽象的概念其實是特定語境下的象徵物。保衞“祖國”之國家,包括對一個國家歷史文明的認同、對大地的熱愛以及對自己身份的確認;為“共和國”而戰,指的是對自己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自豪感,這裏的政治制度就是國家。

需要指出的是,這三種組織化、制度化的“硬權力”的互動,或者單個領域內各自的作用,均離不開無形的、又無處不在的“彌散性權力”的牽引,成為這些權力的無形之魂,因此也自然是國家權力的靈魂。因此,人們才把意識形態視為“立國價值”“立國之本”。

中國國家權力的短板:意識形態權力

明白了“國家權力原理”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就可以理解中國國家權力的結構性問題及其短板。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將進一步提升其經濟權力,黨指揮槍的軍事權力也無可匹敵,以黨管幹部為核心的政治權力有待完善,但其人民民主的優越性毋庸置疑,而意識形態權力即話語權,則與中國嚴重不匹配,這是意識形態權力現狀。如果把國家權力比喻為一張桌面,支撐這張桌子的四條腿就分別是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其中“短腿”無疑是意識形態權力。

意識形態權力曾經是建立新中國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宣傳和組織被稱為中共的“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事實上,在延安13年,中共有了獨立的話語體系,其中包括哲學觀、歷史觀、政體論、戰略學等一整套深入人心的思想體系,其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極大作用無論怎麼估計都不為過。

新中國的建立結束了一個世紀“捱打”的歷史,改革開放解決了“捱餓”的問題,中國已經對人類文明作出了巨大貢獻,無論是在科學技術還是脱貧的人權事業上,乃至在幫助其他國家建立工業體系和為世界生產主要是中下階層所需要的用品上。也就是説,中國對於人類的貢獻遠遠大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甚至遠遠高於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因其政治制度不符合所謂“普世價值”而“捱罵”。問題是,一個又一個發展中國家變成了“普世價值俱樂部”一員,它們的治理變得更好了嗎?如果中國也加入到這個俱樂部,中國的治理會更好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治理上的優勢是如此明顯,是如此多“普世價值俱樂部”成員的模仿對象,可“普世價值論”硬是要否定中國的實踐,這樣的世界難道不是“精神的世界”?

話語權的短缺是綜合性因素所決定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就在那兒,很多學者還沒有從“注經運動”中走出來,而且把“洋經”視為“天則”,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只能以時間換空間。話語權是一項“世代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對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挑戰來自體制性的,即市場經濟導致的思想傳播渠道的巨大分野,而這種現狀又不是幾個政策文件所能改變的。儘管來自內在體制性張力,中國的意識形態權力只能有賴於那些真正詮釋中國經驗的社會科學理論,即“中國學術”“中國話語”,最終成為主流思想,而且成為一種政治共識時,這樣的意識形態權力才能匹配中國的地位,才能讓中國的國家權力結構更均衡。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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